• <th id="neuv8"><td id="neuv8"></td></th>
  • <code id="neuv8"></code>
    <address id="neuv8"></address>

    1. <legend id="neuv8"></legend>
      首页 法院简介 工作动态 工作简报 聚焦案件 裁判文书 法律法规 信访通讯 便民服务 12345在线服务 预决算公开
      邮箱登录:
      用户名    密 码 
      当前位置: 首页 > 前沿观察
      关于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若干思考
      发布日期:2015-01-07      浏览
                                                             ——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解读   
       
                                                      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五届学术讨论会征文活动优秀奖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助理审判员 薛凯
        
          论文提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制度上的职权划分并没有割裂两者在程序上的联系,尤其是最为法律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在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行政证据的移送问题。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解决两法证据衔接提供法律保障,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有关证据转化的问题,但内容相对简单,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差异。本文从刑事诉讼法条文规范出发,基于对条文的解读,探讨两法证据转化相关问题。在证据收集主体方面,主体为行政机关,不仅包括法律规定的权力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此外,本文认为,纪检部门收集的证据以行政监察部门的名义移动,在刑事诉讼中转化,应当予以认可。对于证据类别的理解,本文认为,证据转化应指实物证据,但言词证据中的鉴定意见因具有科学性、稳定性等特性,在证据转化的过程中也不能拒之门外。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证据,司法机关应视为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但并不等同于作为定案的依据。在证据出现瑕疵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补正。司法机关对移送的证据应有所审核,而不是移送的证据必须使用,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此外,证据衔接过程中,证据规则的适用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本文旨在阐释观点,统一认识,并提起各界对两法证据衔接问题的关注,进而形成相关的体系构架,指导司法实践。
           关键词:行政证据  刑事证据  两法衔接  证据转化
           行政法与刑法的界域与衔接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问题,自20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首次提出行政刑法的概念以来,各国学者都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争论不分上下,甚至德国学者科斯特林将其称之为“导致法学者绝望的问题”。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证据方面,例如行政执法中采取的证据,在刑事司法中是否可以适用?怎样适用?证据之间的转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设专款来解决这些问题。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法衔接中证据使用的规定,不仅有利于推动两法顺利衔接,提高效率,而且“意味着行政处罚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望消除以往由于侦查机关重新取证存在的隐患,即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行政执法后消灭或隐藏涉案物证、书证。”然而,尽管从立法初衷来看,该规定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简疏,其解释尚有模糊不清甚至还存在一些问题,以至于实务界和学术界对此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统一认识,会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进而有悖刑诉法修改初衷。因此,有必要展开研究,本文拟从法规条文规范文字内容入手,进一步解释条文含义,以期为正确理解本条规范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有效执行有所帮助。
           一、证据收集主体的理解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该条实质规定了刑事诉讼中证据的使用问题,即只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无论是在行政执法还是在查办案件中得到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首先我们要理解的证据收集的主体资格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条文中的“行政机关”以及“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的规定。
           (一)行政机关的含义
           行政机关,是指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代表国家依法行使行政权,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上来看,行政机关的行为是有法律规定的,其职权范围也是有法律规范的。但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除行政机关以外,还存在着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有一些组织尽管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具有法律法规授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还有些组织本身也不是行政机关,但是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实质上起到了行政机关的作用?那么这些组织所收集的证据,能否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转化呢?
           1.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职责时,享有一定的执法权,同时还拥有同行政机关效力相同的行政处罚等权力,其行为与行政机关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认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应当一视同仁,不能束缚在法律条文的文字框架中,局限于“行政机关”范畴中,而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即基于履行职权的考量,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政执法或者查办案件过程中行使着与行政机关相同的权力,因此其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也理应在刑事诉讼中得到转化。此外,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制度的复杂性,一些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等,其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价值,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对这些组织收集的证据材料排除在外。因此,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应当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等同。
           2.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依法收集的材料。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但受委托组织在行政执法或者查办案件过程中代表的是行政机关,其基于委托不单独行使权力,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因此,受委托的组织依法收集的证据,应当视为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吻合。只要委托合法,并且受委托的组织是在委托的范围内收集的证据,其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转化。
           3.具有双重性质的查办案件部门收集的证据材料。我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在实践中合署办公,因此其具有双重性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纪党组织及其成员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中在行政执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查办案件”主要针对的是监察部门的办案所取得的证据。但纪律检查机关的证据收集没有明确指出。在司法实践中,纪检部门查办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成为检察机关查处贪贿等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来源。对于纪检机关收集的证据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纪检机关收集的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附条件地使用;有的认为可将纪检机关收集的证据视为行政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当然适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的认为为避免党政机关人员出庭作证引发争议,影响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效果,纪检机关收集的证据不应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本文认为,纪检部门查办案件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尽管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同非法证据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纪检部门收集的证据在实践中以行政监察部门的名义在刑事诉讼中转化,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并不矛盾。在实践中,纪检部门查办案件的情况大量存在,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对于违反党纪、政纪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应当以行政监察机关的名义移送。”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思路。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宗旨来看,两法证据衔接的规范旨在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节省办案成本。纪检部门收集的证据既区别于非法证据又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移送,应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转化,这有利于打击腐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反贪的工作量,进而节省司法资源,符合刑事诉讼法立法宗旨。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解
            两法证据衔接转化,证据收集的主体既要符合“行政机关”的范畴,其具体的行政执法人员也应当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工作中,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具有执法权。由于我国行政机构复杂,行政机关部门种类繁多,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和所有的行政人员都具有执法权,只有具有执法权的行政人员依法收集的证据才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转化。其次,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必须依法进行。对此《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行政执法权的行使都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执法人员收集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第三,尽管证据的收集是由具体的行政执法人员来操作的,但行政执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执法人员,收集到的证据也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用于刑事诉讼中,因此这些证据在形式上要具备行政单位的盖章认可等要件。
            二、证据类别的理解
            证据的分类,是指在理论研究上将刑事证据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别。其目的在于研究类别证据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以便于指导办公工作。证据的分类有别于法定的证据种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证据分为八种,而证据的分类并非法律规定,是从理论上对证据进行分类研究。按照我国的通说,证据分类采取四分法,其中根据证据事实形成的方法、变现形式、存在状况、提供方式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最突出的特点是客观性、稳定性强,不易失真。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转化的证据种类为物证、书证、试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按照证据分类理论,列举的这些证据均属于实物证据,其不属于人证的范畴。按照条文规定,这些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那么条文中规定的“等证据材料”作何解释呢?是除了这些证据之外的证据都不能使用,还是除了这些证据之外的实物证据也可以使用?亦或是,除了列举的证据之外的言词证据也可以使用呢?对此,学术界与事务部门有不同的理解。
            (一)关于“等”的理解
            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等”在列举之后出现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用于列举后煞尾,例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四大河流;其二是表示列举未尽,例如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据此解释,法律条文中规定的“等”可以解释为“等于无”、“等内等”、“等外等”。按照法律解释的分类,可以分为最狭义解释、狭义解释和广义解释。最狭义的解释即为,“等证据材料”的规定最为列举的煞尾,该列举为完全列举,其他没有被列举的证据均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狭义的解释认为,“等证据材料”是指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具有同属性的实物证据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而最广义的解释则认为,所有的证据刑事都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关于这几种解释都有各自的道理。最狭义的解释和狭义的解释能够控制进入刑事诉讼的行政证据的范围,防止行政证据大范围进入刑事诉讼所带来的风险。毕竟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的收集主体、标准、程序等都有所不同,衔接的过程中附带一定的条件,或者是限制性的转化还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证据材料与定罪依据是两个概念,这些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被采纳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可以广义的将所有的证据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加以转化,但能否走位定案的依据尚有待审查。在立法的过程中,不能将证据能力问题和证明力问题混为一谈。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广义的解释也不无道理。
            本文认为,当问题争论不下的时候,可以重新回归到立法目的的视角去寻求出路。条文中列举了几项证据均属于实物证据,这实质上能看出立法机关的目的在于区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实物证据,因其具有稳定性、客观性强的特点,有别于言词证据,并且实物证据不及时收集容易被毁灭、伪造等等。而言词证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对于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当重新收集。因此,从立法目的来看,立法机关实质上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证据,这就使得最广义的解释必然排除。但最狭义的解释也不能表达立法目的,其不能涵盖所有的实物证据。综上,本文认为,“等证据材料”应理解为“等内等”,也就是比较支持狭义解释的观点。
            (二)关于“等内等”的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对“实物证据”范围的适当扩大是符合立法原意的。然而行政证据的种类与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有所区别,行政证据的种类除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之外,还包括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勘验、检查笔录是对现场进行检查而形成的,客观性相对较强,由于现场状况的易损性,这些笔录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具有一定意义,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得到转化。新近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将其作为可以适用的证据种类在刑事诉讼中得以转化。
            除勘验笔录之外,还有现场笔录。现场笔录包含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询问笔录、现场制作的音像视听资料等等。因此,对于现场笔录的转化,应区别对待。对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制作的音像视听资料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进行转化。而现场询问的笔录,因主要以言词的形式表达,其性质更接近与言词证据,且稳定性相对较差。此外,行政执法过程中询问的规则与形式侦查过程中的询问规则区别较大,在实践中两者的执行力度不同,因而询问笔录的角度也有不同。因此,本文认为,对于现场询问的笔录不宜直接赋予其刑事证据资格。
            (三)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适用
      鉴定意见作为言词证据,按照上述探讨的规则应排除在转化之外。但由于鉴定意见的特殊性,司法实务界与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从最新颁布实施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只是重复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据种类,并没有扩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鉴定意见纳入了可以衔接适用的刑事证据范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则将“等证据材料”扩大至鉴定意见和检验报告。司法界的不统一势必造成证据移送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鉴定意见不同于其他言词证据,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其本身的主观性不强,并且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具有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因此,鉴定意见当然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有的认为从本质上讲,鉴定意见属于言词证据,其客观性容易遭到质疑,将鉴定意见直接适用在刑事诉讼中不是一种恰当的做法。
            综上所诉,本文认为,鉴定意见应作为“等内等”解释的例外。尽管其在性质上属于言词证据,但其与言词证据又有明显的不同。依法进行的坚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依法被委托的有鉴定资格的机构进行的鉴定最后形成的鉴定意见,如果其符合法律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没有瑕疵,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因其为言词证据而加以排除,实质上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并非立法的本意。因此,法律条文中规定的“等证据材料”一般我们解释为实物证据,但对于鉴定意见这种特殊的言词证据,我们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味的加以排除。
      三、“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尽管只有几个字,并且字面的含义不难理解,但深入展开来看,存在诸多问题。
            (一)关于“证据”的理解
            在我国,“证据”一词根据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理解。其一,证据作为一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等同于“证据材料”。其二,符合法律价值评价的证据材料,及符合法律合法性要求的证据,也就是有证明力的证据。其三,经过查证属实的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即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
            三个“证据”含义均有区别,套用到《刑事诉讼法》的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是理解为可以作为“证据材料”使用;二是理解为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三是理解为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刑事诉讼法》修改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在收集主体、证据形式、证据收集程序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资格问题。鉴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材料。”那么,行政证据据此条理所当然的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因而如果将“证据”理解为“证据材料”,会造成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失去意义,甚至是前面条的重复。同时《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又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实质上是以庭审为中心的证据规则,解决的是庭审过程中对证据的质证查核。行政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其所指的主要是两法证据衔接问题,而不是直接赋予行政证据的免检权力,因而,作为定案依据的解释有所欠缺。
            综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中的“证据”主要是赋予了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的资格,尽管证据收集主体、证据形式、证据收集程序等方面有差异,但在形式要件上仍有合法性,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因此,可以理解为是具有证明力的证据。
           (二)两法证据的衔接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的衔接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其中规定了“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不是“应当作为证据使用”。这其间仍有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
           《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做了大篇幅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亮点就是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以违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移送司法机关时,其证据收集程序违法且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此时并不直接排除,而是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当补正与合理解释不能时,当然证据排除。
           此外,对于证据的补正的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还是侦查机关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证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其存在瑕疵主要是属于证据本身的瑕疵,是在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前就存在的,因此,对其的补正应当按照行政程序的规定进行,退回行政机关予以补正,而不应由侦查机关采用刑事诉讼的补正方式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的瑕疵,应当由侦查机关进行补正更符合刑事诉讼主体的合法要求。
           本文认为,从程序的角度而言,瑕疵证据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由侦查机关予以补正也不无道理,然而这些材料的来源毕竟出自行政法律、法规,侦查机关在权限上很难按照行政程序进行证据补正。从立法目的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法证据衔接问题,其主旨在于借助程序来弥补证据缺陷问题,退回行政机关予以证据补正,恰恰反映的便是这种立法目的。从法律条文规范而言,《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并没有规定“必须”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疑问,如果疑问不能解决则“可以”不适用,此时疑问的发现机关和疑问的解决机关如果都是侦查机关,那么显然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必须”。从证据的适用而言,瑕疵的行政证据退回行政机关保证,有利于将来行政执法办案人员的出庭解释与说明。因此,本文认为,瑕疵的行政证据补正应当由行政机关行使更为合理。
           《刑事诉讼法》修改出台以及实施,对于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证据衔接问题来说,填补了法律的空白,是有亮点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艰巨的法律解释与适用问题。条文仅用短短几十个字规范了两法证据可以衔接,但对条文理解的不同必将导致不同的实践操作。对于两法衔接的具体操作理解,本文阐述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其中尚有待进一步推敲。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认为,“面对法律,法学家的任务有三;解释、构造、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两法证据衔接问题不仅包含了本文所提及的几个方面,不同机关在衔接适用上也有不同的适用规则,对于不同的证据种类的衔接适用也各有差异。本文仅从法条规定的角度,逐文逐字“翻译”,一方面希望对条文的解读能够有助于司法机关的实践操作,另一方面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此引起立法界、实务界以及学界的注重,进而展开言论,推动两法衔接体系的构建。


      黄河,《行政刑法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宋伟,《证据制度重修:亮点多争议大》,载自《人民日报》2011年9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孙康,《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学习论坛》2012年第3期。
      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郭泰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思考》,《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参见《新华字典》,商务印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版,第189页。
      高家伟、张玉录,《论现场笔录》,载自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郭泰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思考》,载自《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杜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规范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分析》,载自《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参见郭泰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思考》,载自《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责编:大宣 来源: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Copyright@2005-2008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All Right Reserved
      大奖彩票平台